浅蓝色短袖手术服、手术帽，踩一双手术室拖鞋，双手因为经常清洗消毒而显得非常白皙，没有白大褂做“门面”，显得有点“气场不足”——这，是记者见到的麻醉医生的标准像。

　　麻醉医生，对于患者来说可以算是最“神秘”的一种医生，大多数病患还未来得及看清他们，就被他们送入梦乡。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治疗和检查手段需要麻醉，麻醉科医生在医院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但是，中国麻醉科医生受尊重的程度却与他们的职业重要性不成正比，这间接地导致了麻醉科吸引力的贫乏，麻醉科医生短缺成为多年来的常态。

　　今年两会会场中，医疗卫生领域有一个话题从地方两会热到全国两会——呼吁重视儿科医生短缺现状。2015年冬季的一拨流感来临时，上海几家大型儿科专科医院因患儿陡然增多而面临压力，儿科医生们不得不连轴加班，医院里仿如“战场”。据统计，我国每1000名儿童仅拥有0.53名儿科医生，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是每1000名儿童拥有0.85-1.3名儿科医生，差距在两倍左右。

　　但事实上，中国麻醉科医生的缺口，比儿科医生更大。按照最新的调查数据计算，中国每万人拥有麻醉医生的人数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麻醉医生短缺让现有一些大型医院的麻醉医生处于巨大的工作压力中，过去的两年间，国内有15名麻醉科医生猝死，麻醉科成了医院里“最不健康”的科室。

　　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分会会长，仁济医院麻醉科主任俞卫锋教授呼吁，社会公众应该多了解麻醉医生，医务界和专业领域应该给麻醉科更多的重视，让麻醉专业成为一个受人尊重而富有魅力的专业。

麻醉医生缺多少？

　　作为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医师分会会长，2015年，俞卫锋教授主持了一项大规模的摸底调查，他想要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少麻醉医生，他们的工作强度究竟怎样。

　　最后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中国共有麻醉医生75233人，中国每万人拥有麻醉医生0.5人，而美国是每万人拥有2.5名麻醉专业从业人员，英国则是2.8人。也就是说，中国每万人拥有的麻醉医生数量只有美国的1/5。

　　另一个数据是，去年全年中国麻醉医生共完成手术室手术2700多万例（手术室以外的麻醉操作未包含），而这一年中，全世界共实施了2.5亿例手术，中国占比为1/10。俞卫锋教授说，中国人口是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这说明未来中国手术量还会有比较大的增加，到时候，麻醉医生的缺口将更大。

　　俞卫锋教授告诉《新民周刊》，麻醉医生出现缺口，有历史的因素，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有关。麻醉是为外科手术而诞生的，中国古代就有华佗使用麻沸散实施麻醉手术的记载，华佗被曹操所杀，传说被杀前华佗毁灭了药方，从此麻沸散失传，只留在史书中。

　　直到1844年笑气和1846年乙醚被用到手术中，医生才第一次掌握了有效的麻醉方法。早期的麻醉医生在手术中的作用有限，把病人“麻倒”后，麻醉医生除了在一旁凭肉眼观察，没有更多的方法监测病人的情况。

　　俞教授讲了一个真实而荒诞的故事。俞卫锋教授刚刚工作的上世纪80年代，实验室设施简陋，没有空调，用摇头扇给手术室降温。当时没有仪器监测病人的呼吸，只能在病人鼻孔处贴一点棉花丝，麻醉医生靠看棉花丝有规律地上扬下沉，判断病人的呼吸是不是正常。摇头扇有规律地将风送到病人头部，棉花丝也因为电扇吹来的风而有规律地起伏，医生就当一切正常。结果有一次，患者已经在手术台上死亡，也未能被及时发现。

　　但现在，手术室的十八般武器，绝大多数都是麻醉医生的工具，麻醉医生通过各种仪器时刻检测病人的情况，保证患者的安全。“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这是一句俗话，却真实地反应了现在麻醉医生在手术中的重要性。

　　俞卫锋教授介绍，如今凡是开展手术的医院，麻醉科都是人员最多的大科室，麻醉科的专业水平也直接影响一家医院的综合实力。俞教授通俗地把麻醉科比作电影院，电影院的硬件设施好了、放映水平高了，外科医生来“放电影”的效果就更好。

　　除了手术室需要麻醉医生，越来越多的非手术室操作，胃肠镜检查、微创的支架放置等，也要依靠麻醉医生的帮助。“随着患者对舒适医疗提出要求，麻醉医生的工作范围也比以前大了很多。”

高校将取消麻醉专业

　　麻醉医生越来越忙，但麻醉科的吸引力却还是不那么大，俞教授告诉记者，一些医学生不愿意选择麻醉专业，认为麻醉专业没什么技术含量，上升空间不足，但，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误会。

　　2015年下半年，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收治了一名已经非常虚弱的患儿。小朋友2岁多，但体重只有6公斤多一点，属于严重的发育不良。孩子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同时伴有严重的心脏畸形，因为心脏畸形引起的全身缺氧，让他的各个身体器官都非常衰弱。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是中国最领先的儿童肝移植中心，儿童肝移植数量和质量都位居世界第一，孩子的家长慕名到仁济医院求医。

　　尽管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但面对如此衰弱的小病人，肝移植团队还是不敢懈怠。医生们谨慎地研究手术方案，在是该先做肝移植手术还是先做心脏手术上展开讨论。会诊时，外科医生请俞卫锋主任从麻醉的角度给出意见，面对如此特殊的病人，麻醉医生承担了很大的责任。

　　俞卫锋医生仔细研究后提出，应该先做肝移植手术。“心脏手术需要比较长的恢复时间，这个孩子肝脏衰竭的速度很快，等心脏手术恢复后恐怕来不及。”但是，主张先做肝移植，俞教授无疑把压力放到了自己身上，因为要为心脏严重畸形而又身体衰弱的患儿做麻醉，风险是非常大的。

　　“他的心脏几乎没有‘房间隔’，右心房的血直接到左心房，造成全身的缺氧。比如补液，手术中必须要控制好补液的量，如果补液多了，增加小孩右心房的压力，加重原本就很严重的缺氧现象，会给他的生命带来危险。”凭借扎实的技术实力，俞卫锋医生顺利地完成了这台特殊的手术，小病人手术后慢慢恢复，现在已经转入儿童专科医院准备接受心脏手术。

　　俞教授用这个例子说明，麻醉医生的专业地位正在不断上升，麻醉医生对手术的保障作用越来越明显，当一名麻醉医生，其实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在重视儿科医生短缺的呼声出现后，目前，国内有多家医学院校宣布恢复儿科专业的招生。同样是为了提升专业的吸引力，麻醉学科却在做相反的事——取消现有的高校麻醉专业。

　　目前国内少数医学院校存在麻醉专业，2016年，全国麻醉专业招生人数将减少50%，到2020年，中国将彻底取消高校中麻醉专业的设置。

　　取消麻醉专业的目的，是为了提升麻醉学科的学术地位。俞卫锋教授说，西方国家普遍不设置麻醉专业，麻醉科医生都是医学系毕业生自愿选择后经过毕业后培训才能担任，也就是说，麻醉医生首先是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全科医生，然后才有资格学习麻醉专业技术。“麻醉医生必须是知识面广泛，你可能遇到消化系统的病人，你得懂消化系统，你遇到神经系统的病人，你也要懂神经系统。麻醉医生应该是医院里最博学的医生。”

　　取消高校中的麻醉专业后，麻醉科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会得到整体的提高。

你不知道的“含金量”

　　现代医学的两大革命，一个是无菌术，一个就是麻醉。可以说，没有麻醉学科，就没有现代医学。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麻醉技术经历了漫长的“蛮荒时代”。

　　世界上第一种麻醉药——笑气（一氧化二氮），最早是欧洲上流社会的娱乐用品，笑气能使人感到欢愉。当时盛行“笑气Party”，一众达官贵人在充满笑气的大厅里觥筹交错。一次“笑气Party”上，一人意外骨折，但却没有感到疼痛。这个事件给牙科医生威尔士以启发，他首先尝试让病人吸笑气后拔牙，获得了成功。威尔士兴奋地举行一次公开演示打算发布他的重大发现，可是，由于对笑气使用的技术还没有完全掌握，演示失败了，威尔士因为他的“欺骗行为”被逐出医院，最终郁郁自杀。

　　距离失败的演示一年多后，威尔士的助手莫顿，与化学家朋友杰克森一起，尝试用乙醚实施麻醉后给病人拔牙，获得了成功。两人决定也要做一次公开演示，给病人吸入乙醚后实施颈部包块的切除手术，这一次，终于成功了。

      在1846年的这次公开演示后的110年间，乙醚几乎是唯一的麻醉药，帮助外科医学走出了蒙昧时代。到了1956年，医生们开始使用氟烷作为麻醉剂，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七氟烷代替氟烷，直到现在，七氟烷还是主要的麻醉药。

　　在使用乙醚的一百多年间，麻醉师的工作看起来更像是个“粗活”。俞卫锋教授介绍说，当时的麻醉方式是，医生在病人的嘴鼻上方一块纱布，然后将乙醚滴注在纱布上。乙醚一部分被病人吸入，一部分散发到空气中被麻醉医生吸入。“乙醚与酒精的成分乙醇很相近，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说麻醉医生酒量大。”如今听这样的描述，读者一定已经“脑补”了一个醉醺醺的麻醉医生形象，怎样也严肃不起来。

　　乙醚的另一个弊端在于，乙醚散发在空气中易燃易爆，在一间充满易燃易爆气体的房间里工作，想必当时的医生也是十分紧张的。

　　回顾了“蛮荒时代”，我们要庆幸技术的飞速进步，现在，无论是麻醉药的施用还是麻醉后对患者的监测，都可以实现精准。“比如有一种经食道进入的超声设备，可以直接看到心脏的情况。”俞卫锋教授说，这些先进的仪器就像是麻醉医生长了很多眼睛，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病人手术中的安全。

　　现在，麻醉医生不仅仅在帮助病人对付急性的疼痛——手术创伤带来的疼痛，也在为慢性疼痛的缓解寻找方法。 

　　晚期癌症患者的癌痛，会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而这部分患者很多时间是在家休养的。俞卫锋教授说，在互联网+的时代，远程地为居家癌痛患者进行治疗和监测已经可以实现，麻醉医生的作用，早就超越了手术室。